对照知与理的各种说法，可以直观地体会到这一点，以下试举几例。

颜子又不如孔子，又禀得那短底，所以又夭。前人于此已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不再赘述。

对此产生基础性作用的气也是指人、物在禀受此气而成形之前（实则是将成而未成时）的天地之气，其清浊偏正之不同是从初有定的。君命这个人去做这个职事，其俸禄有厚薄，岁月有远近，无非是命。最后，认为这是一种老庄道家的长生之道，而有所不许。（《朱子全书》第6册，第88页）其尊无对，强调的只是天作为最高本体的终极性与唯一性，是理一分殊之论中的理一，亦即所谓太极，乃天地万物之根（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，第2071页）。但当瞽叟与舜相遇，桀、纣与关龙逢、比干相遇，则处于现实人事关系之中的仁、义便浇薄，体现了命的偶然性与多元性。

命可说成是理之流行于天者，为在天而与特定气质结合以生物的流行过程中的特定之理，是事物所以当然之故，即事物之得以生成且是此而非彼的最直接的先验性根据。对于命之造物过程及物的质量、样态上的偶然性与多元性，朱熹说：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，滚在天地中，精英者为人，渣滓者为物。（《朱子全书》第6册，第112页）伯牛如此，文王、孔子、颜子更应是如此，他们不过都是尽其道而死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可以说都是在他们尽力修为之后，气禀已经达到了可变的极限的结果。

人世间的道之行、废，人之寿夭穷达、贫贱富贵等所谓命运、时命，则都在现实中受限于天所给付的气。如‘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则‘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《张载集》，1978年，中华书局。后来潘柄曾问：天地之气，当其昏明驳杂之时，则其理亦随而昏明驳杂否？朱熹就回答道：理却只恁地，只是气自如此。

如朱熹说：理者，天之体。对气强理弱或许我们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：首先，理在气的具体分合运行中对气的宰制力量有时会被削弱[①]，气由此得以具备一定的自主性，从而各种具体气质之间产生出了质、量与形态等的区别。

禀得气之华美者，则富盛。若是如此，则气强理弱便是出于有意的安排，乃天（天理、太极）的终极主宰义的体现。牟宗三，2003年：a，《心体与性体（三）》，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第7册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（一）气强理弱：命的偶然性和多元性在朱熹这里，作为理之用的命主要体现的就是一个理－气结构的造物之原理与过程。

（《朱子全书》第6册，第219页）可见人之气禀的美恶清浊是一定的，非后天努力所能改变。另一方面，于动植的生成而言其气禀中最是气强理弱，而人所禀之气不仅是五行之秀气，并且其中毕竟以理为主，相比之下却是理为气本。在人、物禀天地之气而生成之后，气禀的质量形态亦不能变易，从而使得个体生命的质量、样态与境遇等也似乎具有了定数。有以理言者，天道流行，付而在人，则为仁义礼智之性，如所谓‘五十而知天命、‘天命之谓性是也。

这种气禀的多元性的形成并非刻意的安排，气禀与天所付分殊之理的遇合而生人生物也同样是自然和偶然的。（《朱子全书》第23册，第3000页）朱子说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，这是因为理作为形而上者本是无形无象的，因此也就无所谓偏正通塞，只是因气之偏与塞而受到蒙蔽，没能得到有效的呈现。

合死于刀兵，须在刀兵里死，看如何逃不得。（《朱子全书》第14册，第431页）禀得精英之气（如清、正、通者）为人，禀得渣滓之气（如偏、浊、塞者）为物。

而人之气禀可通，遂为人而不为物。清浊、偏正、智愚、贤不肖是天生禀赋不同，即所禀。（同上）程子所言有二：一是下愚指自绝于善的自暴自弃者。他在另外一些场合的说法则更为具体，如说：命，谓天之付与，所谓天令之谓命也。傅斯年先生说：命之一字，作始于西周中叶，盛用于西周晚期，与令字仅为一文之异形。这一说法是典型的命定论。

[④] 我们此处将朱熹引用张载的话加上了标点，与《朱子全书》的标点略有不同。（傅斯年，第3页）命的观念的产生则要早于西周。

同时，就客观存在物的角度看，天本身亦是一个理—气二元的存在，而其所用出的动态层面的命，不仅在结构上是理、气兼有，其运动形式和过程也是指理气合而创生万物的活动。朱熹在具体阐释天命之谓性时还说：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，犹命令也。

命之变出于具体气质对天理的蒙蔽，体现的是源于气质的偶然。可见造物之命在现实层面终究只是一种无目的的自然存在。

可见朱熹是明确认为太极、理等形而上者是无形体、无方所的。（《朱子全书》第6册，第32页）所以当弟子问朱熹性、命之别时，便如此问道：‘穷理尽性，则性天德，命天理。《中庸》道：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若木生于山，取之或贵而为栋梁，或贱而为厕料，皆其生时所禀气数如此定了。

可见朱熹命论的根本性质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生成论，其本体论意义也只是在万物之生成运行的过程中得以显现，不过是生成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陈来，2007年：a，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，三联书店。

朱熹的命论具有动－静双重形态与理－气二元结构。换言之，气禀的可变之中终有不可变之理。

但在充满人文理性精神的理学家朱熹这里，这个主宰并非人格神的存在，他说：苍苍之谓天。因此，朱熹所论之命在偶然中有必然，多元中有统一，遂令世界得以在纷繁复杂中又井然有序，从而生生不息。

所以他的高足陈淳在专门系统总结和介绍程朱理学范畴的《北溪字义》一书中，开篇即释命曰：命，犹令也，如尊命、台命之类。死生自有定命，若合死于水火，须在水火里死。（《朱子全书》第6册，第376页）因为与天理本质同一，所以这一静态层面或者说名词属性的命具有本体论性质，属于本体论范畴。所谓下愚有二焉：自暴，自弃也。

（《朱子全书》第16册，第1980页）所禀便是指人、物在生成之初禀得的气，如前所说，其质量与形态多元，全出于天之所付，人、物面对的对象是天。那么，既然承认朱子命论的理—气二元结构，又为何不能从这一结构入手分析其命论呢？依从诠释对象本有的理论结构展开分析，理应是最有说服力的诠释方式。

陈来先生曾对朱熹的理气关系论做过细致详尽的分梳，具体分为四个方面：理气先后、理气动静、理一分殊、理气同异。惟人得其正，故是理通而无所塞。

说道全无主之者，又不可。若专就一端言，则仍不足以说明人事之繁变。